中华玉文化中心第七届年会暨第九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研讨会纪实（上）:浙江祭祀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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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至12月9日, 中华玉文化中心第七届年会暨第九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研讨会在浙江杭州良渚博物院举行浙江祭祀祖先。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齐聚线上，以 “良渚遗址价值对比之西周时期玉器玉文化”为主题，共同探讨中华玉文化。

研讨会主要围绕西周时期玉器开展，展示最新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并对西周玉器与良渚玉器进行比较研究，促进了良渚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浙江祭祀祖先。国内外知名博物馆、考古研究所和重点高校的专家学者纷纷就自己专业所长和新近研究发表了真知灼见，在学术的交流与冲撞中展现中华玉文化的无穷魅力，将中华玉文化研究推升至新的高度。

接下来，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会分上下两篇推文，为大家带来这次年会的发言集萃浙江祭祀祖先。

良渚篇

台南艺术大学艺术史学系教授黄翠梅以玦与琮为例，对史前古玉的器型与东方观念之间的联系进行了考古学角度的解读浙江祭祀祖先。黄老师认为：玦圆弧的外缘与光素的器表可与太阳或光的某种观念形态连结，其以豁口为标志的主体内涵，则应与以胎崽为表象的生殖（神)崇拜有关。并从纹饰、分节、内圆外方形制等方面讨论了良渚玉琮所表现出的族群观念、观念形态、观察效应的不同。玦与琮两者不同的体型特征，不仅代表旋转方向的改变，也反映由顺向型到转折型思维发展模式的阶段性提升。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明达认为玉琮是良渚文化中最为独特的器形，“琮”的定名源自中国古代金石学，内涵上与宗庙祖先相关联浙江祭祀祖先。史前至商周时期，玉琮有三大中心：良渚文化、齐家文化，以及代表蜀文化的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其中，仅良渚文化的玉琮全施刻有神人兽面纹（神徽），无素面，而神徽正是最主要的特征。结合考古实证来看，可以从工艺、形制上对玉琮的内涵进行分析，例如不同玉琮与族群、祖先之间的关联。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乃诚的发言主题为“神人兽面纹与良渚文明的信仰世界”浙江祭祀祖先。神人兽面纹饰作为反山、瑶山这些良渚社会级别最高的人物所用纹饰，是解读五千年良渚人精神世界的主要对象。完整的神人兽面纹饰最重要的是“神人”。良渚社会在祭坛墓地中的祭坛上进行祭祀活动的对象应是埋葬在墓地上的墓主人，而这些墓主人应是举行祭祀者和参与祭祀者的长辈或是祖辈，祭祀活动的目的应是祭祀祖先。因此，神人兽面纹饰是良渚文明盛行祖先崇拜这种信仰世界的缩影。

山东大学玉石器实验室主任、教授邓聪和博士生刘佳林依据文献中有关矩的形态和数理关系描述，论证了浙江桐乡姚家山遗址所出的“玉拐尺形器”应为玉矩浙江祭祀祖先。通过数理关系以及对良渚文化中有可测量遗存的观察，得以对宇宙观和世界观之间的关系和数理概念进行了具体的审视；良渚文化中有矩的数理，通过对矩实物的确认，试图阐释良渚文化中以玉制矩、玉矩侍神的行为。

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蒋卫东以“玉琮的崛起与衰变”为题探讨了玉琮兴衰转圜中的诞生、崛起、转圜、蜕变浙江祭祀祖先。玉琮是良渚文化首创、原创的器物，玉琮的诞生不仅是简单的器形与纹饰革命，也是复杂社会信仰与权力不断异化和强化的产物，是外来信仰与本土传统结合后的扎根生发，由隐秘而光大。良渚社会普遍存在的对于玉器的崇尚成就了玉琮，环太湖地区出土的数百件良渚文化玉琮在器形纹饰上规范统一，同时在使用分布上独具广泛性，使之具备了旺盛的生命力。在传承转圜上，应慎重对待传承关系，也不可忽视本地的传承。到了商周时期，以鼎为代表的青铜礼器地位超越了以琮、璧、璋为代表的玉礼器。玉琮在东周后式微，跟社会历史大背景相关。东汉以后，方形穿孔玉片以“方形”和礼地为核心内涵的玉琮，成为基于《周礼》等经典而重新构建起来的玉琮新传统。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晔从浙江海宁朱福浜遗址新近出土的一件良渚异型玉坠——壶形玉坠衍生开，对异型玉坠进行了扩展讨论浙江祭祀祖先。玉坠是良渚玉器家族中的普品，贵族和平民皆可拥有。依据形状和主题，可分为多个类别。异型玉坠及豪华玉坠佩挂时均为倒向，似乎仅供佩戴者自赏或自省。这一问题有待更进一步的探索与揭示。

良渚文化有一部分玉钺和石钺平面呈风字形浙江祭祀祖先。 南京大学教授黄建秋以“良渚文化风字形钺与制作工艺”为题，根据这些钺的形态分析，结合玉石料开料实验，进而认为这类钺的风字形造型是采用片锯法开料的结果。从良渚文化墓葬出土风字形玉钺数量较多看，这种片锯技术已经普遍运用于玉材开料兼玉钺成形当中；始见于崧泽文化但尚未成熟，直到良渚文化时期，利用这种规则的石锯来开料、成形，技术逐渐成熟并趋于稳定，用于制造比较精致的风字形钺。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徐琳通过对该院收藏的传世良渚玉器的观察，认为良渚玉器使用的闪石玉料主要有两类：第一类为不带斑杂结构的玉料，玉质较为细腻，以青（黄）绿色为主基调，推测来自东北岫岩，在良渚早中期通过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交流到太湖流域，为良渚高等级贵族所用，主要流行于良渚早中期浙江祭祀祖先。第二类为带有斑杂结构的玉料，玉质结构较粗，以绿色及深绿色为主基调，推测玉料来源为良渚文化区附近。第二类玉料在良渚早中期开始使用，在良渚晚期第一类玉料大量减少的情况下成为良渚治玉的主要来源。

上海博物馆工艺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馆员谷娴子探讨了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出土崧泽至良渚时期玉器的材质特征与玉料来源浙江祭祀祖先。通过对该遗址中的6件崧泽玉器和478件良渚玉器进行科学观察和检测分析，确认部分透闪石玉样品与已知江苏小梅岭透闪石玉不符，揭示福泉山遗址所用透闪石玉和蛇纹石玉均存在超基性岩型、大理岩型两种成因类型，有多产地来源的特点，为从玉料使用角度全面认识南方史前文明化进程提供了新的重要材料。

本次大会是玉文化研究领域的又一次盛会，承接上届主题——荆州楚国陵园和贵族墓出土的玉器，向学界和广大观众生动而全面地展示了西周时期琳琅多彩的玉器和玉文化，为考古学者、玉器研究者，以及广大玉文化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学习交流的平台浙江祭祀祖先。会后，主办方将从提交的论文中筛选出二十篇左右优秀论文，汇编为《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九）》。

文字：林袁顺、王加点、叶晨曦、贾艳

来源：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

版式：良渚遗址管理区微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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