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非遗、移民后裔的精神家园——大槐树祭祖习俗（三）:陕西祭祖宗族祠堂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槐树祭祖习俗

明太祖朱元璋像

明代大迁民的分流及过程

历史是一面镜子，将统治阶级的一切优劣、才能明鉴无疑陕西祭祖宗族祠堂。朱元璋在建立明帝国之初，他依然雄心勃勃地治理着这个破碎的山河。他的家乡安徽凤阳，虽说当时已设置为县，但却是“地瘠民稀，萧萧数楹，仅同村落（《明太祖实录》）。”冀鲁豫荒无人烟的景象他早有所知。于是乎，他必须励精图治，顺应历史潮流而动，做出重振这个破碎国家的抉择。他知道，这时的自己早已不是幼时的放牛娃，也不是早年的剃度僧，他已是称孤道寡万人拥戴的开国皇帝，是金口玉牙，说一不二的真龙天子。他的雄心随岁月而膨胀，抱负伴龙墩而扩张，为圆龙腾云涌、千古一帝之美梦，他果敢、坚定、一往无前，他决定把迁民举措，义无反顾地推行下去。

迁民举措，有遣返、军屯、商屯、民屯等陕西祭祖宗族祠堂。这其中最难实施，最牵动人心的，无疑就是平民百姓的大迁徙。《明太祖实录》记载：明初山西辖五府、三直隶州、十六散州，共九十七县。迁民“生员”主要来自辽州、沁州、泽州、潞安州（以上四州，今归长治、晋城二市辖）、汾州府（今汾阳等县）、平阳府，这些地区共五十一县，平阳府就辖二十八县。可见迁民最多的是当时的平阳府（如今的临汾、运城两地区为二十九个县市，正是明时的二十八县范围），洪洞是当时人口最稠密的县，迁民最多自在情理之中。但从目前遍布大半个中国的迁民后代们修葺的家族牒谱里，几乎都是记载祖先来自山西洪洞，这也正是明代大迁民留下的历史记忆。等待迁移的百姓集中于洪洞北门外广济寺，广济寺院落宽畅，建筑成群，寺旁的大槐树郁郁葱葱，树上的老鹳窝标志显著，这里是最适宜官方设局驻员的场所，于是便在此集结迁民，发放川资凭照，广济寺旁的驿站，成了大迁民的派遣站、遣送站和出发地。百姓们被迁徙到新的地点，要繁衍生息，自然要把自己的身世告诉后代：“咱们的老家在山西，明代迁移过来的，出发地点是洪洞县大槐树，树上有老鹳窝……”一代一代传啊传，原先平阳府管辖的、沁州泽州其他州府的五十多个县的移民，全把大槐树、老鹳窝作为“老家”了。

作为出发点的洪洞大槐树成为五十多个县

迁民共同记忆的“老家”

明王朝的迁民，原则上是“政策”放宽的办法陕西祭祖宗族祠堂。洪武三年曾有定制，对北方郡县荒芜田地，召乡民无田者耕垦、每户给十五亩，又给二亩蔬菜田，有余力者不限顷亩（实际上就是鼓励人民拓荒种地，多者为善）。同时还规定，皆免租税三年，激励尽快发展农业生产。根据《明史》《明实录》等史书记载，明初洪武年间先后从山西迁民10次，永乐年间迁民8次，共计迁民18次。

一、洪武六年（1373年），徙山西真定民屯凤阳陕西祭祖宗族祠堂。（《明史·食货志》）

二、洪武九年十一月（1376年），迁山西及真定民无产业者于凤阳屯田，谴人赍冬衣给之陕西祭祖宗族祠堂。（《明太祖实录》卷一一O）

洪武九年十一月，迁山西及真定民无产者田凤阳陕西祭祖宗族祠堂。（《明史·太祖本记》）

三、洪武十三年五月（1380年），山西民为军者二万四千余户，悉还为民陕西祭祖宗族祠堂。（《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一）

四、洪武二十一年八月（1388年），徙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住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等闲旷之地陕西祭祖宗族祠堂。（《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三）

洪武二十一年八月，徙泽、潞民无业者垦河南、北田，赐钞备家具，复三年陕西祭祖宗族祠堂。（《明史·太祖本记》）

五、洪武二十二年九月（1389年），后军都督朱荣奏：“山西贫民徙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者，凡给田二万六千七十二顷陕西祭祖宗族祠堂。”（《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三）

六、洪武二十二年九月（1389年），山西沁州民张丛整等一百一十六广告愿应募屯田，户部以闻，命赏从整等钞锭，送后都督金事徐礼分田给之陕西祭祖宗族祠堂。（《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七）

七、洪武二十五年八月（1392年），冯胜、傅友德率开国公常升等分行山西，籍民为军，屯田于大同、东胜，立十六卫陕西祭祖宗族祠堂。（《明史、太祖本记》）

八、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1392年），后军都督府金事李恪、徐礼还京陕西祭祖宗族祠堂。先是命恪等往谕山西民愿迁居彰德者听，至是还报，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等七府徙居者凡五百九十八户。（《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三）

九、洪武二十八年正月（1395年），山西马步官军二万六千六百人往塞北筑城屯田陕西祭祖宗族祠堂。（《明太祖实录》卷二二六）

十、洪武三十五年九月（1402年），徒山西民无田者实北平陕西祭祖宗族祠堂。赐之钞，复五年。（《明史·成祖本记》）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户部遣官核实太原、平阳二府，泽、潞陕西祭祖宗族祠堂。辽、汾、沁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各府州县。（《明太宗实录》卷一二）

十一、永乐元年八月（1403年），定罪囚于北京为民种田例陕西祭祖宗族祠堂。其余有罪俱免，免杖编成里甲，并妻、子发北京、永平等府州县为民种田。礼部议奏：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布政司就本布政司编成里甲……上悉从之。（《明太宗实录》卷二一）

十二、永乐二年九月（1404年），徙山西民万户实北平陕西祭祖宗族祠堂。（《明史·成祖本纪》卷六）

永乐二年九月，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民万户实北平陕西祭祖宗族祠堂。（《明太宗实录》卷三一）

十三、永乐三年九月（1405年），徙山西民万户实北平陕西祭祖宗族祠堂。（《明史·成祖本纪》）

永乐三年九月，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民万户实北平陕西祭祖宗族祠堂。（《明太宗实录》卷四六）

十四、永乐四年正月（1406年），湖广、山西、山东等郡县吏李懋等二百十四人言愿为民北京陕西祭祖宗族祠堂。命户部给道里费遣之。（《明太宗实录》卷五O）

十五、永乐五年五月（1407年），命户部从山西之平阳、泽、潞、山东之登、莱等府州五千户隶上林苑监，牧养栽种陕西祭祖宗族祠堂。户给道里费一百锭，口粮五斗。（《明太宗实录》卷五九）

十六、永乐十二年三月（1414年），上以其（隆庆）当要冲，而土宜稼穑，改为隆庆州……而以有罪当迁谪者实之陕西祭祖宗族祠堂。（《明太宗实录》卷一四九）

本州原编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隅，红门、黄报、白庙、版桥、富裕、红寺六屯，谓之前十里，谪发为事官吏充之陕西祭祖宗族祠堂。榆林、双营、西桑园、泥河、岔道、新庄、东园、宝林、早民九屯，连关厢谓之后十里，迁发山西等处流民充之，每户拨田五十亩，任种办纳粮差。”（嘉靖《隆庆志》卷一）

十七、永乐十四年十一月（1416年），徙山东、山西、湖广流民于保安州，赐复三年陕西祭祖宗族祠堂。（《明史·成祖本纪》）

永乐十四年十一月，徙山东、山西、湖广流民二千三百余户于保安州，免赋役三年陕西祭祖宗族祠堂。（《明太宗实录》卷一O三）

十八、永乐十五年五月（1417年），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申外山等诣阙上言“乞分丁于北京、广平、清河等宽闲之处，占籍为民，拨田耕种，依例输税，庶不失所”，从之陕西祭祖宗族祠堂。仍免田租一年。（《明太宗实录》卷一O六）

《明太祖实录》中有关迁民的记载

明朝建立帝国后，仍沿袭元朝“里社制”，在移民定居垦荒拓土发展农业生产举措的推动下，所实行的军屯、商屯、民屯移民垦荒制度，从资料可知，籍民为军，选民丁立都卫，置卫屯田，谓之军屯（卫：明代军队编制名称陕西祭祖宗族祠堂。一卫五千六百人，由都司率领，隶属于五军都督府，防地可以包括几府，一般住地在某地称某卫。如天津卫，建州卫等）。军屯归卫的长官管理，每个士兵授田五十亩，在边防地区三分守疆，七分屯田，内地为二分守城，八分屯田。这无疑对巩固边塞、扩大生产、增加国库收入都起到相当积极的作用；商屯，募商人到荒芜地开垦种地，向军队交粮，然后回原籍领盐引做买卖，这谓之商屯（盐引：宋及以后历代政府给予商人凭以运销食盐的专利权证）。

洪洞大槐树处所迁之民，以及流民、贫民、罪囚建立民屯，均由各布政司编“里”发迁，或有的送户部编“里”发迁，所迁之民由后军都督押解送交迁往各地的地方州县辖治陕西祭祖宗族祠堂。被迁之民迁至各地后以屯田之区域分“里甲”，与土著有以“社分里甲”有别。河南省明代迁民碑记载了迁民里长郭全之名为屯名。“里甲”相当现在的村子，是明代州县统治的基层单位。通常每百户为一里，每十户为一甲，一里十甲。当地土著以社分里甲，迁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社民先占亩广，屯民新占亩狭，故屯地谓之小亩，社地谓之广亩（《明史·食货志》）。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至今还有不少村庄是以姓和名命名的。河南林县有崔家屯、刘家屯、和尚屯。辉县有赵宁屯、马正屯。河北省有的县村名叫“上耕”，以迁民人姓氏加“上耕”，如卫上耕、赵上耕。民间有唱的歌谣：“六个上耕六个庄，全是来自大槐旁”。也有一部分村名以迁民的山西原籍命名的，北京郊区有“长子营”，“赵城营”，“红铜（洪洞）营”，“蒲州营”等村子名。

从正规的史料中，虽没有详细地记载迁送移民具体怎样走，从哪里出发这一类琐事，但正史中记载迁平阳之民却有多处（以上说的二十八个县），洪洞是迁民大县，在该县设局，设驿站，组织这次声势浩大的“运动”，也在情理之中陕西祭祖宗族祠堂。数百年各地传唱的“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民谣，足以说明洪洞大槐树，是当时最大的迁民驿站无疑。在这里我们不妨引用蒲剧名宿曹福海曾说过的一句话：“印在书上的未必就真，流于口头的决然无假”来说明民间“口头史”的重要性。

本不愿离乡的百姓聚集在大槐树下后被强行外迁

明朝大迁民的举措，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因素有三陕西祭祖宗族祠堂。一是政府颁布移民办法，明令政策（用现在话说就是给迁民提供的优惠政策），层层督办；二是强迫；三是骗，团（团：晋南话，说假话，哄言，哄人）。迁徙之初，明政府颁布告示于山西臣民：“不愿迁的请到洪洞大槐树下集合，限几日赶到。愿迁出外乡的，请在家等候。”消息不翼而飞，晋中、晋南的人拖儿带女四面簇拥而至。不几日，洪洞广济寺大槐树下集结了数万之众。这时，一队队官兵也蜂拥而来，把这些艰难跋涉至此的百姓给围了个水泄不通。这时一位官员高声宣布：“大明皇帝敕命，今日凡来洪洞县大槐树下者，一律外迁各省。”说罢，官兵凶狠狠地先将青壮年带铐上枷，强行登记，强行发给凭照，一家一户，麻绳相系，如穿蚂蚱，十万百姓在刀剑相逼棍棒恫吓之下，踏上了迁徙的路程……人们受了骗，满腹的委屈、伤心变成了一片凄惨的哭喊声。人们要告别平阳这“尧天舜日”，要告别那碧波盈盈的汾水，要告别山西这片生他养他的故土，这突如其来的噩运，犹如五雷轰顶，肝肠欲断……但是眼泪与哭喊声阻止不了统治阶级迁徙的决定。尽管他们一步一回首，三步一徘徊，磨磨蹭蹭，走走停停，可这总是迈开了远离乡井步子，一寸寸，一尺尺，一丈丈远去……当他们含泪再依依回头时，看到的只是那株高高的郁郁葱葱的大槐树，还有那树杈间几团黑乌乌的老鹳窝……大槐树、老鹳窝成了迁徙者决离故土的最后标识。

大迁移的举措，对明朝帝国无疑是一场富国强兵的上策，但对一家一户却是一场劫难，它无情地摧残着迁徙人的心灵，这种精神上的创伤，甚至几代人都难以平复陕西祭祖宗族祠堂。明朝政府早期的哄骗，触动了晋人的敏感神经，而后的一次次移民，不得不由政府定立条律：“三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是当时迁徙的基本比例。条律还规定，凡同姓同宗者不可同迁一地，不得更姓易名。截至今日，山东北部与河南交接处的牛姓还流传着“打锅牛”的传说。相传，洪洞县一牛氏家庭，兄弟五人在大槐树下要求同迁一地，官方不应允，非要把他们兄弟分散各地，为了不忘兄弟的手足之情，当即将一口锅砸破成五瓣，每人各执一片，以做世代认亲的信物。现在那一带的牛姓人，见面后知彼此都姓牛时，都要问声：“打锅不打？”如果对方回答：“打锅”。便互相认做同宗，叫“回家吃饭去”，亲热一通。还传，当人们提前知道同姓同宗不能同迁一地时，到了大槐树下就把姓给改了。据说河北黄县某乡就有魏姓与马姓、陈姓与邵姓、周姓与单姓，都是同宗异姓。山东曹县一家刘姓宗族的家谱中记载着他们的先祖“独耳爷爷”，就是明代从大槐树下迁移去的。因当时独耳爷从迁徙的队伍中几次逃跑，被官兵割去了一只耳朵。另外，围绕迁徙还有关于“解手”和“脚小指甲”的传说。移民的队列，男女同系一绳，有人在途中要大小便，必须先报告押解的官兵：“老爷，请解解手，我要屙尿。”在遥远的迁徙中，这件事太多太频繁了，每次都得解开手去完成，说多了“解解手”，大小便竟与“解手”成了同义词。就这样，如今人们去厕所方便，仍然说“解手”一词。在河南、山东众多的移民后裔中至今仍流传着“脚小趾，两瓣瓣，大槐树下切块块”。是说明代迁民时，官军怕人逃跑，将每个百姓的脚小趾头趾甲边上割一刀作为记号，后来人们只要谈起，你是不是从大槐树下迁来的，人们就脱袜脱鞋，仔细观察小趾是不是有复甲形。如果有，祖先就一定是从大槐树下迁去的。洪洞大槐树祭祖园门两侧有对联也说此事：“举目鹳窝今何在，坐叙桑梓骈甲情。”“谁是古槐底下人，双足小趾验甲形。”

“割足”从侧面反映陕西祭祖宗族祠堂了迁民是强权政治威逼下的产物

“解手”，“割足”，都是大迁徙中的小插曲，它反映了当时强制迁民的真实一面陕西祭祖宗族祠堂。但割小趾成复甲却有些牵强。试想，切一刀等于小趾受了点伤，几天就会痊愈，不会传给后代的。如果人身上受点伤就会遗传的话，中国旧社会哪个妇女不缠足，现在的天足女子，那不全应该是三寸金莲？历史的经经纬纬里，通常交织着神秘的丝线，然而通过筛簸，拂去传说中扑朔迷离的雾霭，我们却看到了明代迁民的惨烈的真实。吴晗先生是中国文坛巨匠，在他的《朱元璋传》中有这样的句子：“迁令初颁，民怨即沸，至于率吁众蹙。惧之以戒，胁之以劓刑。”这说明，当时的迁徙完全是在强权政治的胁逼之下进行的。

如无根的浮萍，像风吹四散的蒲公英，迁徙的人群一下被抛进了大劫后的荒凉陕西祭祖宗族祠堂。然而，为了陌生地继续生存，他们没有资格在噩梦里彷徨，他们很快摈弃了人类常有的空虚和绝望，在迁徙炼狱中折磨过的身心，更能够驾驭生活道路上的艰辛。于是，他们勒紧裤腰带，在他乡异地开始了创业，不辞劳瘁地耕耘，他们要以古老槐树的不屈韧性，植根于一方泥土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他们拓荒的凝重汗珠，结实地撒落在陌生的原野，很快便撑起了自己一方新的蓝天。当时明政府对移民采用了“计民授田”的办法，给移民人均荒田十七亩，免租税三年，并诏令山东、北平等地的布政使司：“民间田地，许尽力开垦，有司毋得起科。”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迁民措施已实行二十年，全国土地总数骤增，由洪武十四年的三百六十万顷增加到八百五十万顷。全国年入国库粮，超出了元时的两倍以上。《明太祖实录》曾如此描绘大移民后的生产发展状况：“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府仓库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明洪武二十八年九月，户部尚书郁新奏称：“山东济南府广储，广斗二粮仓粮七十五万七千石有奇……二仓积蓄既多，岁岁红腐……其今年秋宜折棉花以备给赐。”

大迁民带来的不仅是经济上的繁荣陕西祭祖宗族祠堂，更是政治上的稳定

毋庸置疑，大迁民给明代社会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但比这一时的经济繁荣更为珍贵的是，它合理地分布了人口生存的空间，移民与当地土著在文化上、心理上、生活习俗、语言上经过长期的掺和、交糅、渗透，必然会培育出新的文明种子，迸发出无穷无尽的创造力量陕西祭祖宗族祠堂。 （本文摘自文 物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天下洪洞》一书，作者柴瑞祥系文博副研究员，山西省书协会员、省作协会员，曾任洪洞县文联副主席、县广胜寺文管所副所长）

来源：洪洞民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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