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魂之东方书院(转载):湘乡祭祖宗族祠堂
关于东山书院价值
湘军爱国将领刘锦棠倡修的东山书院，不仅为我们留下一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也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如果从湘军文化的角度深入开发，必将是个新的亮点湘乡祭祖宗族祠堂。
学界认为，“湘乡人于晚清崛起，其对中国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经济的影响长达一个世纪之久湘乡祭祖宗族祠堂。中国由古典社会走向近现代，湘乡人功不可没。故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变迁，必自湖南始，研究湖南必自湘乡始。”“湘乡对于中国近代史十分重要，也许对未来有点昭示的意味。”（2004年9月24日，河南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王广西给作者信）
湘乡人于晚清崛起，是因为有曾经叱咤风云的湘军湘乡祭祖宗族祠堂。近二十年来，随着曾国藩研究热的兴起，湘军一时成了湖南的“香饽饽”，一切新兴事物，所有改革开放的成就，凡以群体形式出现的无不冠以“湘军”的金字招牌。
历史选择过湘乡，湘乡人改写过历史，湘乡人成就过历史上的辉煌湘乡祭祖宗族祠堂。然而，历史巨变，岁月沧桑，湘军在湘乡留下的实物遗迹实在太少。而且对于湘军与湘乡的研发，一直被学界称之为未开垦的处女地。
其实，历史给了我们最厚重的恩赐——一支湘军为它的故里留下两处“国保”湘乡祭祖宗族祠堂。一是湘军统帅曾国藩留下了一座富厚堂；二是湘军第二代将领刘锦棠留下一座东山书院。一个是藏书育人著名；一个是教书育人称世，冥冥中都以“书香”影响后代。
曾国藩的富厚堂是怎样开发利用的效果如何，已是世人瞩目，无需本文赘述湘乡祭祖宗族祠堂。而刘锦棠为我们留下的这个“宝”呢？有待我们深入研究开发利用。
笔者认为，东山书院的文化承载，主要是三方面湘乡祭祖宗族祠堂。一是以毛泽东为首的红色文化；另一方面是以书院倡修刘锦棠为代表的湘军文化；三是书院文化。前二者表面上看，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甚至有些相悖，其实不然。从宏观上看，二者有一个共同的政治文化主题，那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这就是东山书院文物价值利用开发的精神内核。从微观看，这里的学子，陈赓就是湘军将领的后代，毛泽东的宗族中入祀祠堂的湘军将领就有60余人。毛泽东年轻时“独服曾文正公”，秋收起义时，领着部队唱着湘军歌曲走向井冈山。湘军文化的遗传因子，在“湘中”大地几乎无处不有。本文仅就围绕东山书院与湘军文化、刘锦棠作如下思考。
一、湘军与湘军文化
1、湘乡是湘军的策源地湘乡祭祖宗族祠堂。
当前，湘潭、衡阳、长沙、娄底，甚至安化都在以不同形式热烈争夺为“湘军策源地”湘乡祭祖宗族祠堂。其实，何处是真正的策源地主要有两点：一是统帅和主要将领出在何处，二是主要队伍来自何地。不管在何处操练成军，“天下湘军出湘乡”是肯定无疑的。曾国藩、罗泽南是湘乡人。老湘营创建人王珍、老湘营的最后统领刘锦棠更是今日之湘乡人。攻破天京以后，曾国藩裁撤湘军队伍二万余人，在此之前，湘乡在18行省阵亡将士就有21335人。湘军中湘乡籍文武官员多达1万余人。40余年的征战中，湘乡到底有多少人投入湘军，这是一个无法准确统计的数字。
2、湘军概念的不断拓宽湘乡祭祖宗族祠堂。
湘潭市史志办唐徽所著《天下湘军》中，将湘军概念进行了拓宽，一是曾国藩的原创湘军；二是黄兴、蔡鄂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时期的湘军；三是以毛泽东、彭德怀为代表的工农革命湘军湘乡祭祖宗族祠堂。这一概念得到著名学者唐浩明先生的肯定。笔者认为，还可以扩大，事实上已经扩大。改革开放新时期出现的“荣誉湘军”，即以“湘军”冠名的各种先进群体，如电视湘军、文学湘军、出版湘军、体育湘军等，湘乡也有建筑湘军。
3、湘军文化的内涵与格式湘乡祭祖宗族祠堂。
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认为：“文化是一种通过符号在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它将传承的观念表现于象征的形式之中湘乡祭祖宗族祠堂。通过文化的符号体系，人与人得以相互沟通，绵延继续，并发展出对人生的知识及对生命的态度。”梁潄溟更简明地称，文化是“人类生活样法”。依此类推，湘军文化，亦是“湘军生活（包括战斗）的样法”。其实，文化不是虚无的，是有 一定“格式”的。笔者认为，文化必须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群体意识，二是群体行为，三是传承性。湘军作为一个几万、数十万人的群体，以“忠义血性”为精神内核，“扎硬寨，打死仗”，驰骋20余省，叱咤近半年世纪的历史风云，直接或间接与周边10多个国家打过仗，在驱逐外敌收复新疆、台湾，开府建省屡立奇功。同时，在文化上，直接产生过“湘乡理学集团”、“湘乡文派”，无论武功或文治，不但影响了中国近现代的进程，而且继续影响着今天和今后。据此，称之为“湘军文化”，绝不是主观臆造，空穴来风。
4、湘乡孕育了湘军文化湘乡祭祖宗族祠堂。
首先表现在湘乡首开“儒将治军”之先河湘乡祭祖宗族祠堂。古今治兵在于将。军队的战斗力首先缘由将领的素质。古时将领多为武夫，谓之“武将”。而曾国藩则以文人为主，谓之“儒将”。这是曾国藩改革清代军制的首创，是湘军将领最本质的人文特色。曾国藩选拔将领的基本原则是“选士人，领山农”，“儒门出将，书生知兵”。曾国藩认为这些“士人”，满腹经书，深明大义，有胆有识，智深勇沉，是文经武纬之才，是理想的带兵人。据皮明勇《湘军》一书所记，湘乡有统帅1人，统领15人，分统26人。这些高层将领，大多有科举功名，出身于进士、举人、孝廉、方正、诸里、附生、贡生、廪生、监生、文宣和士人者有32人，占78%，而且其职官越高，其科举功名也越高。
儒将以文才为前提，以德才为根本湘乡祭祖宗族祠堂。曾国藩选将有四个条件：“第一要才堪治兵，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功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四者以“忠义血性”为内核，“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重。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侍”。据王广西先生研究，湘军未成立之前，湘乡就有一个“理学集团”，形成了一批经世派骨干，如罗泽南、刘蓉、王珍等89名湘军早期高级将领，均属此类人类。他们督军以严，治兵以礼，朝出鏖战，暮归论道。他们统军从政，从政以安民，励精图治，奋发有为。
其二，培育了湘勇精神湘乡祭祖宗族祠堂。
曾国藩认为，政治军事之改革，“必须先有精神之改革”，“精神盖在救世救人”湘乡祭祖宗族祠堂。这是曾国藩以礼治兵的又一高见。曾国藩精神教育的内容，最初颇用“慷慨激烈”之任侠精神，然后则用“公诚道义”之儒学伦理，最后两者融为一体，升华为“湘勇精神”。这种精神以“忠义血性”为内核，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忠诚明义救国之危；二是合力同心，拼搏激进。曾国藩进行精神教育，是以湘乡将领为“种子”，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兵卒日观月摩，渐而化之，从而达到“培养正人”、“转移风气”的目的。
5、湘军文化是湘乡之魂湘乡祭祖宗族祠堂。
湘勇精神作为一种历史文化，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湘乡祭祖宗族祠堂。在以后的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抗日战争、抗美援朝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都无一不显示湘勇精神的薪火不熄。辛亥革命前后，龚铁铮、杨王鹏等舍生取义，丹心充庖脯；土地革命中，湘乡十万梭标闹农运；大革命失败，几个月内，湘乡就有70多人牺牲。抗日战争中，湘乡有阵亡将士3213人，一年间，培训国民兵多达8万余人；抗美援朝中，湘乡有12000多人参加志愿军，牺牲500余人（今湘乡市230名）。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湘乡人仍然喜欢搞“大兵团”作战。“大跃进”中，10万人大炼钢铁，4万人挖煤矿；修建韶山灌区，仍是数万人上阵，其“英武”精神不减当年。改革开放后，湘乡的农民工又成群结队闯天下。由此可见，“忠诚明义，救国之危”，“合力同心，拼搏激进”乃湘乡之魂。
二、刘锦棠独特的历史贡献
1、湘军第二代将领的主要特点湘乡祭祖宗族祠堂。
晚清湘军的概念，其实可分为两个阶段，两支队伍湘乡祭祖宗族祠堂。一是以曾国藩为统帅的湘军从咸丰二年创建到同治三年攻破天京，湘军大裁撤为止，主要是与太平军作战，时间只有14年；第二阶段是，由王珍于咸丰六年创建后由左宗棠为统帅刘松山为统领（后期以刘锦棠为统领）的老湘营。这支湘军没有被裁撤，而是一直战斗到甲午战争前后，长达43年。而且，老湘营除剿捻平回外，主要是与入侵外敌作战。如刘松山之姪刘锦棠驱俄抗日，李续宾之子李光久援辽抗日、宁波御意，这些都是彰显爱国主义的民族战争。而刘锦棠是第二代将领中最杰出的代表。
2、刘锦棠是收复新疆的民族英雄湘乡祭祖宗族祠堂。
1875年，左宗棠受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率部收复新疆湘乡祭祖宗族祠堂。刘锦棠被任命为总理行营事务，率老湘营全军参加了收复新疆的全过程。刘锦棠是完全可以与收复台湾的冯子材、刘铭传、邓世昌，乃至左宗棠相比的爱国志士民族英雄。因为收复新疆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一是推翻了窃据新疆长达13年的阿古柏反动政权，粉碎了英国殖民者在新疆的扩张阴谋，并使沙皇俄国鲸吞天山南北的美梦成为泡影。一位英国亚洲专家说：“中国光复东土耳基斯坦，毫无疑义是一件近50年中在亚洲发生过的最值得注意的事件，同时，这是从一个多世纪前乾隆征服这个地区以来一直由中国人领导的中国军队所曾取得的最光辉的成就。”欧洲报纸评论：“中国用兵可谓神矣。”二是使新疆各族人民摆脱了侵略者的蹂躏。刘锦棠在新疆每收复一地，就派专人办理善后工作，要求驻军除完成防护任务外，还要从事公共工程，如修城、修桥、修路、堵筑缺口，起造房站及捕蝗等。召集流亡，恢复和发展生产，“移江浙之桑，种于西域”发展养蚕。同时还进行社会政治制度上的改革。三是收复了相当于全国版图六分之一的国土，相当于45个台湾省。如果新疆不收复，在西部，中国边界没有超出甘肃和四川，“玉门关外必将沦为夷域”，那将是中华民族永久的遗憾。
3、刘锦棠是新疆建省及战后建设的功臣湘乡祭祖宗族祠堂。
新疆建省最早是由龚自珍、魏源提出来的湘乡祭祖宗族祠堂。后来，左宗棠又5次上书要求建立新疆省。光绪四年（1878）六月，刘锦棠与左宗棠在信中讨论新疆建省的问题。光绪七年五月，刘锦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正式提出新疆建行省。次年又上“统筹新疆全局折”，再次提出建新疆甘肃省的建议。光绪十年十月，清廷正式宣布建新疆甘肃省，任命刘锦棠为甘肃新疆省首任巡抚，仍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至此，历时几代人追求的新疆建行省的愿望，终因刘锦棠的努力而实现。故光绪帝之师翁同和称赞刘锦棠是“齐名曾左无前绩，开府姑师第一人”。
刘锦棠就任甘肃新疆首任巡抚后，继续推行他原定的政策和策略，对新疆进行积极治理湘乡祭祖宗族祠堂。他还积极办义学，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刻印，让缠回民族诵读描摩，使“殊方异族，同我华风。”为此，他多次得到清政府的奖励和提拔。光绪十一年正月届京察，朝廷以“刘锦棠镇抚边陲，才猷卓著，交部优叙”。光绪十四年，正月届京察，朝廷认为刘锦棠“尽心民事，绥辑岩疆，殚竭尽忱，不辞劳瘁，可嘉。”光绪十五年正月，清政府念刘锦棠在边疆恪尽职守，而加太子少保衔。光绪十五年二月，刘锦棠请假回湘探亲养病。离开时，新疆人民对他恋恋不舍，“所过黄童白叟，望风相负以迎，往来拥车数日不得走”。由此可见，刘锦棠在新疆深得民心。
4、仅读数月私塾的刘锦棠，却为家乡留下文化瑰宝湘乡祭祖宗族祠堂。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刘锦棠出生于湘乡县城西七都（今山枣镇城江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湘乡祭祖宗族祠堂。父亲刘厚荣与叔父刘松山投入湘军王珍部。咸丰四年（1854），刘厚荣在岳阳与太平军战斗中阵亡。不久，失去生活依靠的母亲改嫁。年仅10岁的刘锦棠孤苦无依，只得与风烛残年的祖母相依为命。仅读几个月私塾的刘锦棠不得不辍学，砍柴、放牛，挑起生活的重担。16岁那年，刘锦棠去江西，投叔父刘松山部下，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叔父刘松山战死后，26岁的刘锦棠接任统领老湘营，当时刘锦棠仅是个道台，相当于今天的“军分区司令”，却挑上了前敌总指挥的重任。33岁随左宗棠出关西征，40岁任新疆首任巡抚。光绪十五年，45岁的刘锦棠请假回乡省亲养病。据《刘锦棠年谱》载：光绪十七年（1891）“湘乡首里士坤有增建书院之议，捐廉五千两为倡，建立东山书院。任主修，亲墈院址，指导设计”（《湘乡县教育志》）。在他的带领下，湘军将领陈湜、许绶琮也相继捐资。东山书院，有一条长300米的青砖围墙。正厅三进，第一进为头门，穿斗架门座式建筑，二进为说堂，五开间九架梁出前后檐廊。说堂正脊桁枋之下记铭：“钦差大臣太子太保尚书衔甘肃新疆刘公襄勤倡修”，落款为“光绪二十三年”。第三进为礼殿，是祭孔子场所，五开间。中轴主院内侧均为斋舍。书院共120余间，总面积5000余平方米。东山书院，由于顺应历史潮流，兴办“新学”，《湖南晚清史》称其为湖南教育改革的先锋，“影响波及全国”，《中国现代社会史》则将它与北京的同文馆并称为中国现代教育最早的新式学校。以后相继培育了毛泽东、陈赓、谭政、萧三、易礼仁、毛泽覃等才俊。2006年东山书院经国家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刘锦棠不仅留下东山书院这一“国保”，而且他的高尚人格、爱国情操亦是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湘乡祭祖宗族祠堂。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急电召刘锦棠进京陛见，准备重新起用他抗击日本侵略者。他闻讯后，扶疾起程，行至湘乡县城，忽然左体中风，卧床不起。但他“自谓年力未衰，一息尚存，自当勉济时艰，力图报称”。在病危之时，“犹喃喃呼旧校，指述边事”，嘱“公辈好为之”。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九日，临死前还将儿子叫到病榻前，口授遗嘱，本当“誓将力疾起程，而危在旦夕，死不瞑目，伏愿圣上，圣谟坚定，激励将帅，扫荡夷氛，绥靖藩服。”
中日甲午战争中，湘军第二代将领李续宾之子李光久率部援辽抗日，在牛庄战役几乎全军覆灭湘乡祭祖宗族祠堂。至此，战斗了近半个世纪的“老湘营”，起于壮武（王珍），盛于陇阪，收复天山南北二万里，而终于牛庄。随着刘锦棠病逝征途，而画下一个悲壮的句号。
纵览刘锦棠的一生，他虽然不是读书人出身，但他有湘乡人最本质的性格特征，倔强、剽悍，特别是能吃苦耐劳湘乡祭祖宗族祠堂。三十余年的戎马生涯，十余年的塞外高寒山区生活，落下一身疾病，直到只剩最后一口气还扶疾起程，出征抗日，乃至病逝途中。他为官清廉，忠心效国。在朝廷亏欠部队军饷的情况下，“难以为炊”。他却严守军纪，将缴获的金银19万余两全部交公；光绪六年，左宗棠离开新疆，刘接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后任新疆巡抚，至光绪十五年离任，不仅未曾克扣军饷，而且在军队改制时，由他带头，与所有营官以上官员一起，将朝廷所欠薪俸四百万两捐献给国家。他战斗一生，晋升很慢，左宗棠也为他感到遗憾，“吃了没文化的亏”。他深知读书的重要，所以以办教育回报社会。光绪八年，他与族众商定划公田400亩，创办义学于洞井塘刘祠。制定“义学十条”，规定凡城江刘氏子弟入塾者，不论贫富一律免费。另外贫寒子弟入塾者，“每名岁资谷十石”，路遥不能入义塾的贫寒子弟，不论“人数多寡”，“每名岁资谷三石，作为束修纸笔，听其择师自主，以三年为度。”刘氏义学为湘乡扫盲教育作出了表率。从清末到民国，湘乡的基础教育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清末有塾馆千余处，每年生徒万余人。据《湘乡县教育志》载，清光绪三十年，全县仅一所小学。民国六年“新学”初建，小学发展到89所，学生2914人，民国十七年发展到1350所，学生53086人。民国三十八年上学期，全县拥有小学1853所。民国年间，受省教育厅嘉奖，省政府 视察湘乡称“湘乡教育极普及，当为省之冠。”
再者，刘锦棠带头捐资修刘氏族谱，繁荣了地方族谱文化湘乡祭祖宗族祠堂。
三、以东山书院为依托湘乡祭祖宗族祠堂，开发湘军文化的几点建议
1、用新的历史观研究湘军文化湘乡祭祖宗族祠堂。
长期以来湘乡的经济社会发展，似乎一直找不到文化依托湘乡祭祖宗族祠堂。“人物”研究了一大批，却无系统、目标，都是游兵散勇，东敲西打。而对于全省都感兴趣的“湘军”，湘乡人却未能引起应有的重视。2006年初，唐浩明先生在湘乡说学时，首先强调的是“跨越阶级，跨越历史时空”。至今，我们不少人在思想上仍然迈不过这个“坎”，脑子里就只有一个几十年不变的定义——湘军是镇压太平天国的罪魁祸首，是反农民起义的，不是什么好东西！
改革开放以后，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第六册，对洪秀全和曾国藩作了分析湘乡祭祖宗族祠堂。他认为，洪秀全引进的并不是西方真正的基督教，而是以民间迷信为本，引进了欧洲中世纪的“神权统治”，洪的“理论”如果真的实现了，那中国社会将会倒退到欧洲中世纪的状态。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阻止了历史的“倒退”。当然他的“洋务措施”，是为了维系清朝的统治，是没有疑问的。冯友兰还说，洪秀全代表“农”，曾国藩代表“工”，从这点看，洪代表“倒退”，曾代表“进步”。湘乡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笔者不吝笔墨多引几段外地人怎样看湘乡人的文字，能否产生一点新的思考。
清咸丰年间，湖南巡抚骆秉章从湘乡士风民俗及对湘军的贡献，在给朝廷的奏折中称，“湘乡民俗敦厚，士风朴实”，“湘乡人士，敦气概而重廉耻，其民亦习劳苦，而崇节俭，急公好义，可称礼义之乡湘乡祭祖宗族祠堂。”王闿运在《湘军志》中说，“湘军南至交趾，北及承德，东循潮汀，及渡海开台湾，西极天山、玉门、大理、永昌、遂渡乌孙，属长江五千里，击楫闻于海。自书契以来，湖南兵威之盛未有过此”，“中兴将相十九湖湘”。陈独秀在论《湖南人的精神》中说，“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不是杨度说大话，可以用事实证明……几十年前的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仗’的书生！”时人周兴旺在《湘乡人才现象》文中称“湘乡是湖南人才的发动机和策源地”，“湘乡文化具有与时俱进的优良传统”。总结了湘乡百余年来的“四代人才”。
总而言之，湘运之兴，始于湘军湘乡祭祖宗族祠堂。
毗邻的双峰，以富厚堂为依托，成立了曾国藩国际学术研究机构，影响海内外湘乡祭祖宗族祠堂。湘乡可以以东山书院为依托，成立“湘军文化研究会”。
2、开辟湘军爱国将领、民族英雄刘锦棠事迹陈列室湘乡祭祖宗族祠堂。
前几年，湘潭史志办曹建英出版了《刘锦棠评传》，较为完整地收集整理了刘锦棠的生平事迹，可作为筹办陈列室的资料线索湘乡祭祖宗族祠堂。据说我市某退休干部还珍藏着有刘锦棠的印章、石刻版画相等珍贵文物。再者，散落于民间的亦有一定数量。新疆大学教授曾来湘乡收集刘锦棠的资料。我们可以与新疆联手合作。另外，与刘绵棠同时捐资修建东山书院的陈湜，甲午战争中率部镇守山海关，遣将援辽抗日，后卒于军中，亦有诸多宣传价值。另外，还可发动文艺界人士创作影视剧本、书画作品扩大宣传。
3、重修刘锦棠墓和故居湘乡祭祖宗族祠堂。
其墓毁于“文革”，至今未能恢复湘乡祭祖宗族祠堂。近日笔者实地察看，其故居正厅主体建筑保持完整，围墙亦有残垣尚存。可尽量收集原墓庐及故居构件重新修葺，以供人参观，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和旅游的又一去处。
4、重建昭忠祠纪念碑，命名一条“湘军大道”湘乡祭祖宗族祠堂。
清同治年间修葺的昭忠祠，其实不仅仅是湘军将土的英魂栖息之处，抗日战争的湘乡籍英烈均入祀昭忠祠湘乡祭祖宗族祠堂。完全可以说，昭忠祠是湘乡英烈之魂的集中之处。当年曾国藩带着极为深厚的家乡情结撰写了《湘乡昭忠祠记》，称“一县之人，征伐遍于十八行省，近古未尝有也”，“当其负羽远征，乖离骨肉，或苦战而授命，或邂后而戕生；残骸暴于荒原，凶问尽而不审。老母寡妇，望祭霄哭；可谓极人世之患。然而前者覆亡，后者继往；蹈百死而不辞，困厄无所遇而不悔者，何哉？岂皆迫于生事，逐风尘而不返与？亦由前此死义数君子者之倡，忠诚所感，气机鼓动，而不能自己矣。”曾国藩还警示后人“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希望湘乡人“能常葆此拙而诚者出而济世，入而表里，群材之兴可量矣！又岂仅以武节彪炳寰区也乎？”笔者相信，读着这段文字，应该感慨万千。
再者，建议将“湘乡大道”，改名为“湘军大道”，直通东山书院湘乡祭祖宗族祠堂。
综上所述，前人之“宝”，后人应该“保”之，不仅“保”，更要开发利用湘乡祭祖宗族祠堂。我们以东山书院“国保”为载体，以倡修人刘锦棠收复新疆、建设新疆，为国土完整、社会发展的爱国精神和民族大义为切入口，继而深入开掘湘军文化，弘扬“湘勇精神”，既可以深度开发东山书院的文化价值，又可以提升湘乡的文化品位，更好地为湘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尚能如此，“国保”，自然会成为湘乡不可多得的“市宝”！
参考文献：
1、曹建英著《刘锦棠评传》
2、刘铁铭著《湘军与湘乡》
3、唐徽著《天下湘军》、《湘军故里》
4、王广西著《湘乡人文研究之一、二、三》
5、《湘乡民报》
6、《湘乡县教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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