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文化:扬州祭祖宗族祠堂

　　徽州文化

　　秦汉之际，居住在江南和岭南一带的少数民族，统称为粤（越）或百越扬州祭祖宗族祠堂。公元前222年，秦国大将王翦率师平定江南，降百越，置会稽郡。黟歙地区属会稽郡。东越人原住在靠近东海地方，是一个熟悉水性的民族，后由于种种原因，移居于深山丛林。秦末，番阳令吴芮部将梅鋗曾率百越兵从沛公（刘邦）伐秦，以功封汉列侯，当时番阳地区包括今祁门县西南部，即唐大历年间从浮梁划出的部分。今祁门县尚有关于梅鋗的遗迹，说明秦汉以前，东越人已在此地栖息繁衍，徽州地区乃越人居住之地。

　　《史记》记载，“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扬州祭祖宗族祠堂。汉代以后，尤其晋宋迄唐末，北方强大宗族纷纷迁入。东汉晚期，黟歙所属的丹阳郡山民称山越。《后汉书-灵帝纪》载：“建宁二年九月（169年），丹阳山越围太守陈夤”。这是关于山越最早的记载。丹阳地跨安徽江苏浙江三省，约相当于今之皖南及与之接壤的江浙的一部分。

　　三国时关于山越的记载便屡见不鲜了扬州祭祖宗族祠堂。迁入黟歙的豪强大族和原东越人的酋长多以宗部形式控制人民。宗，即宗族，源自原始社会末期父权制组织；宗部是指聚族而居的宗族为核心的部伍，也包括他族的一些处于依附地位的农民。这些部伍且耕且战，既是封建依附者，又是地主武装。其首领称为强宗骁帅、宗帅、民帅。他们往往恃险割据称雄，不纳王租，与封建国家政权相对抗。如歙县的宗帅金奇，率万户屯守勤山；毛甘率万户屯守乌聊山；黟县宗帅陈仆、祖山等领有二万户，屯守林历山；更有甚者，有的宗族还与袁术，对抗孙吴政权。孙吴与山越进行了几十年的战争。歙黟的山越终于在建安十三年（208年）为孙权的部将贺齐所镇压，战斗最激烈的是林历山，此山四面壁立，高数十丈，径路危狭，不容刀楯。陈仆等临高下石，阻贺齐于山下。贺齐募人以戈拓斩为山道，夜间潜上，悬布以援下，乃得上数百人，守险者惊惧奔走，大军因以打破陈仆等。平定山越后，分歙县为始新、新定、黎阳、休阳四县，连同歙黟共六县，立为新都郡，以贺齐为太守，这是徽州立郡之始。

　　西晋时出现第二次民户流徙潮，史称“永嘉南渡”扬州祭祖宗族祠堂。徽州的俞氏余氏和程氏，就是分别在永嘉和东晋初年迁徙来此地的。流徙者凡属强大宗族，迁徙时多有计划有组织进行，即由世族豪强自任“行主”，率领宗族乡党和佃客部曲等封建依附者流徙。为捍寇御难，有些大族在南徙之前，曾选择便于守御之地，屯聚堡垒，称为“坞”。他们到了南方之后，似仍设立险要易守之地，聚屯为坞，徽州地区“坞”之地名留存至今甚多。徽州程氏始祖是程元潭，东晋初年出任新安太守，留居于歙，他也是勒迫招徕山民来宅居租种，充当其部曲佃客的。此后，部曲佃客制的生产关系便在这块深山密林的荒服之地出现了。

　　迁入徽州的汉人不仅止于晋代扬州祭祖宗族祠堂。据谱牒家乘记载，南朝至唐宋仍有大族源源不断地迁来。迁入的名族大姓有舒、方、汪、鲍、余、俞、黄、程、叶、戴、任、闵、徐、谢、詹、姚、蒋、范、仰、吕、郑、凌、洪、祝、吴、查、冯、周、夏、陈、朱、江、梅、毕、罗、康、王、潘、顾、金、赵、施、齐、卢、张、邵、项、许、胡、何、李、韩、滕、苏、马、饶、臧、佘、庄、杜、葛、章、游、田、仇等姓氏。其中江姓始祖为逃避黄巢义军之兵锋而迁歙之黄墩；胡姓始祖本李姓唐宗室之后，唐亡为避祸冒胡姓，居考州，胡宗荣从考州迁婺源林村，称明经期，以区别于真胡。按《新安名族志》载：胡氏先祖任苏州太守，改治河南，赐居黄墩，年代未明，此乃真胡（据王人吉《仁里明经胡氏支谱》）。

　　徽州文化主要从宗族祠堂、书院教育、徽州儒商等方面表现出来扬州祭祖宗族祠堂。徽州作为程朱理学之邦，其封建宗法制尤为典型。宗法制起源于氏族公社，从文字学上看，宗字的上半部代表屋宇，下半部“示”象征神主。宗族组织秩序井然，祠堂族长的族权起到了补充封建基层统治的作用，宗规家法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祠田族产则是巩固宗法制的物质条件。豪门巨族南迁之后，聚族而居、尊祖敬宗、崇尚孝道、说究门第，有的撰写家法以垂训后代，力图保持其过去的一贯家风。如朱熹撰写《家礼》，制定了一套巩固封建宗法制度的繁文缛节。到了明清之际，徽州的封建宗法制度越发完备牢固，当地各大宗族都按照一家一族来建村立寨，形成了一村一族的制度。村内严限他姓人居住，哪怕是女儿女婿也不得在母家同房居住。随着宗族的繁衍，有的分房外迁另建村寨，也仍然保持派系不散。一个宗族是始祖蕃衍下来的若干家庭的结合体，多聚居一村，也有的按房系分居几个村庄；宗族设有族长，族下的各分房设有房长，分房底下拥有数个或数十个数量不等的独立小家庭。从纵的方面看，自家众而家长而房长而族长；从横的方面看，则有嫡房庶房强房弱房之分。可见封建宗法制度是以宗子族长为中心，按照尊卑长幼的等级组织起来的。

　　祠堂的出现经历着一个历史过程，并非古已有之扬州祭祖宗族祠堂。在古代，“庶人祭于寝，士大夫祭于庙”。就是说普通老百姓祭祖只能在居室内进行，只有士大夫才有单独的祠庙。据黟县《济阳江氏宗谱》记载：唐末江桌因济水泛滥，从山东高宛迁居黟之济阳前，先告家庙。可见这时已有家庙之设。不过江桌是尚书郎佐李存艒所授的朝廷高官。宋代程颐提出“庶人无庙，可立影堂”，朱熹在《家礼》中规定：“君子将营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为四龛，以供奉先世神主”。从居室脱离出来，独立兴建祠堂始自何时尚待考据。祠堂是祭祖的场所，也是正俗教化，宣扬封建礼教和伦理道德的地方。祠堂最终成为族人际会的场所和执法的法庭，被视为关乎宗族命脉之所在，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表达宗族意识的文字，即是族谱，又称家谱、统宗谱、世谱、世牒、支谱、房谱、家乘等等扬州祭祖宗族祠堂。立谱是为了明族属，识其本源；为了纪世系叙昭穆辩亲疏，也即明确后裔身份，及其尊卑嫡庶，它有尊祖敬宗睦族的意义。修立家谱起源甚早。魏晋南朝时期，谱牒是门第高下的依据。当时谱学之盛是同门阀制度相联系的。唐末农民起义打垮了世家大族，谱学也随之中绝。唐代以前的谱学几乎都已经散亡，宋代以后由欧阳修苏轼提倡，家谱才又出现。明清两朝在以祠堂族长的族权为特征的封建宗法制度不断发展基础上，新的谱学才开始盛行起来。从我们所知道的宋元以来的郡谱，或单行的地方氏族谱，实在寥寥无几。但徽州却有陈栎、郑佐、程尚宽、曹嗣轩等《世家志》《名族志》等大族族谱。各大族世系，尊卑嫡庶之所以秩然有序，经数十代不紊，全赖家谱。金焘《金氏家谱-叙文》载：“江南新安故多巨室，四姓十六族比于崔卢王郑，若其本支，百世垂条布叶，燕翼蝉联，虽游宦化居，不常厥所，而溯流寻源，莫不厘厌可考，则谱牒是赖”。修谱是族中重大事件，一般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修一次。家谱有一定的体例和原则，包括序文、凡例、目录、世系世表、源流宗派、诰敕、像赞、别传墓志、祠堂记、祠规、家规宗约、家训家范、义田记、义庄记、墓记墓图等，以隐恶扬善为原则。这些“礼”“规”“训”“约”，概称为宗规家法。因受程朱理学影响，这些宗规家法所反映的宗法制度及治家原则却是共同的。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尊祖敬宗睦族的宗法思想和建筑在嫡庶尊卑等级基础上的族长权威，囊括了忠孝节义的道德信条，以及修身齐家敦本和亲之道，既鼓励族中俊秀追求功名仕宦光宗耀祖，又告诫弟子辈要安分守己服服帖帖地接受宗法家长制的统治。这里既有甜蜜蜜的劝诱，又有杀气腾腾的恐吓，因而成为教忠教孝最好的教材，成为月旦祠堂读谱的主要内容。

　　徽州文人教育也与其他地区迥然不同扬州祭祖宗族祠堂。徽州自古处于万山之中，民风淳朴。随着北方士族不断迁来，风俗由质趋文，从宋代起文化日益发展起来。衣冠之族注重谈吐风仪识鉴，以诗书训诫弟子，科举登弟者众多。明清时期文化更加发达，琴棋书画篆刻金石堪舆风水剑履歌吹者，不绝于途。程朱理学贯穿于当地风俗的各个方面。冠婚丧祭等礼仪在理学家倡导下，更加趋于完善。明清时期，徽州设有府学、县学。科举登弟者必出诸学校。府学、县学以培养科举人才为宗旨，因此成为读书人进身之阶。据统计，宋元明清以来徽州所属六县共有书院54所，其中歙县14所：即江东书院、紫阳书院、斗山精舍、初山精舍、崇正书院、师山书院、西畴书院、白云书院、南山书院、崇文书院、天都书院、风池书院、友陶书院、秘阁书院等；休宁11所，即西山书院、商山书院、万山家塾、秀山书院、东山精舍、柳溪书院、率溪书院、新溪书院、还古书院、天泉书院、瞻云书院等；婺源12所，即紫阳书院（晦庵书院）、明经书院、石丘书院、阆山书院、遗安义学、中山书塾、桂岩书院、福山精舍、霞源书院、虹东精舍、东湖精舍、太白精舍等；祁门4所，即中山书堂、查山书堂、李源书堂、东山书院等；黟县5所，即碧阳书院、集成书院、中天书院、林历书院、桃源书院等；绩溪8所，即嵋公书院、二峨书院、翚阳书院、槐溪书院、东园书屋、云庄书堂、梅林书屋、谦和书院等。书院经常性的修缮和开办费用除了来自书院田产收入外，多为私人或官府捐赠资助。书院一般是生员、士绅际会读书之所，注重选拔县邑之俊秀，也是宗族义学性质的教育机构。除了府学、县学、社学以及书院外，一些名宗豪族还设有家族塾学，专门训导族内家内弟子。这些塾学数目无法统计，可见学校的设立甚为普遍，对于明人伦、正风俗、崇孝悌、励廉耻、灌输传播封建三纲五常伦理道德、培养封建统治人才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各地还设有文会，是言行规矩、说学明道、砥砺名节、布宣教化的组织，凡致仕举人秀才或休假官僚以及未得到功名的读书士子，都可参加。他们定期集会，研讨儒家经典、程朱理学，探微索隐解析纠纷。据统计，明清两代徽州所属县邑举行进士考试201科，取中进士的有51624人，其中明代25228人，清代26396人。以歙县为例，中状元有唐臯、金榜、洪莹、洪钧等；立相国有许国、程国祥等；阐理道微有朱升、唐仲实等；大经济家有唐文风、杨宁等；政治宏才有唐相、吴湜等；文章魁首有汪道昆、郑桓等；师武之才有汪宏宗、王应桢等......明代戏剧家汤显祖有诗云：“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徽州教育发达，人才辈出，在文化领域各个方面都有所建树，琴棋书画篆刻雕刻之大家，亦不乏其人扬州祭祖宗族祠堂。如书法篆刻家明代有方元焕、罗文瑞、刘然，清代有程京萼、汪肤敏、吴元极、徐起、吴易、向杲、潘琰、方辅、吴金城、许应、吴邦宏等；明代画家有丁云鹏、郑重、程嘉燧、李流芳；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形成的，主要成员有弘仁、查士标、孙逸、汪之瑞、程邃、郑呅、戴本孝、黄吕、雪庄和尚等；到了清代有汪士慎、奚冈、黄宾虹等；篆刻集大成者有婺源人何震，是徽派篆刻鼻祖，程燧、李流芳、汪士慎也精于此艺。雕刻技艺非常发达，砖雕木雕大家有歙人刘铁笔（绰号）。雕版印刷术早在南宋时期已出现，公元1239年刻出著名学者祝穆所著的《方舆胜览》。徽州是刻书业中心地区之一，据周弘祖《古今刻书》记载，明万历前安徽各地刻本89种中，徽州占了31种之多。徽州吴敏学师古斋“搜古今典籍，并为之梓”，校科经史子集数百种。吴琯的西爽堂、歙西鲍氏耕读书堂、岩镇汪济川主一斋、新都吴氏树滋堂、吴养春泊如斋，以及程荣汪士贤等都刻了很多书。清代出现的丛刻中，歙县鲍廷博所刻的《知不足斋丛书》最为精审。关于木刻版画，则常见于徽人所作的小说唱本插图、墨苑、画谱、笺谱、花纸和契纸简帖之中，这些版画表现出了非凡的技艺和独到的工力。徽州发明的版画彩色套印术更是享誉海外。其中许多遗传技法为当代北京荣宝斋所沿袭。近代西洋版画传入中国后，徽州版画趋向衰落。最为值得一提的是，从宋元以来的江南南戏，到明清时期发展为昆曲，徽州戏剧艺术家经过整理加工不断推陈出新，在汉调、徽音、昆曲基础上独创出具有西皮二黄唱腔的京剧艺术。从乾隆时期四大徽班晋京至今200年来，产生了程长庚杨小楼梅兰芳周信芳等京剧艺术大师，为祖国文化领域增添了新的色彩，成为今天世界戏剧艺术百花园中一朵盛开不败的奇葩。

　　在宋代以来的程朱理学之后，徽州地区出现了“新安理学”扬州祭祖宗族祠堂。作为理学的发源地，程朱被视为最得孔孟道统真传之人。徽属各地孔庙之东几乎皆置有朱子祠，程朱成为孔孟的代言人和化身。程朱倡导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纲常名教，既是封建统治思想，也是每个人必须躬身力行的最高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诸如《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闺训千字文》等成为儿童必读必背教科书。正因为封建纲纪的牢固或松弛关乎封建统治的安危，所以道学家们对以上内容的道德教育不遗余力。对那些以身殉道者大加褒奖置祠建坊。殉理学之道最多者乃徽州妇女。理学对思想的禁锢愈加剧烈，反抗就愈加激烈。清代戴震高举反理学的旗帜，在思想战线上开展了英勇的斗争。戴震（1723-1777）字慎修，又字东原。生长在程朱理学之邦---徽州休宁隆阜。他从小家境贫苦，年轻时随父亲当过小商贩，后来靠教书维持生活。由于受到豪强迫害，曾游寓四方，过了十年避难生活。他博学多才，智慧超凡，但直到四十岁才考中举人。此后屡经会试均未考中。五十三岁那年，他被乾隆特恩赐为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的虚衔。他一生著述甚丰，成就是多方面的。无论是文字音韵训诂古天算古地理学的研究，抑或名物典制的考证，都做出了出色贡献。尤其是他继承了古代唯物主义传统，汲取新兴资产工商业者的思想因素和自然科学的某些成果，对程朱理学所倡导的封建纲常伦理---“存理灭欲”的反动观点，从自然观认识论特别是从理与欲的关系上，进行了系统深刻的批判，揭露了理学“以理杀人”的虚伪本质，把反宋明理学的斗争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戴震一生坎坷不平的生活道路，使他有机会接触社会上的卑者贱者幼者，了解他们的疾苦，对他们产生了深切的同情。因此，他对维护尊贵利益的程朱理学的虚伪性，洞悉透彻切中要害。

　　最后再来看看徽州儒商扬州祭祖宗族祠堂。由于山区不断开发，人口大量繁衍，土地日益减少，造成徽州人口从最初内迁逐渐过渡到外迁。大量富裕人口或未能考中会试的学子纷纷走出大山，走贩经商。徽商的资本来源主要有共同资本委托资本婚姻资本援助资本遗产资本劳动资本和官僚资本等七种类型。徽商与当地农业林业和手工业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徽州地主原本就经营商业和高利贷，后来他们在木材药材茶叶典当文房四宝漆器木器加工制造、盐业粮食囤积贩运等方面卓有成就。在明清之际，成为与北方晋商相抗衡的商业集团。徽州商人资本发展有其历史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晋年间。到了宋代日渐发展起来。明代中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不断扩大，某些地区的手工业部门逐步脱离农业，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手工业生产过程中的某些工序，也变成独立的专门行业。手工业部门的不断增多。导致了地域分工扩大和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由于商品流通范围的日益扩大，商人资本空前活跃起来，出现了徽商晋商粤商闽商吴越商等商人集团。其中尤其以徽商和晋商的势力最为称雄一时。明代晚期至清代乾隆末年，是徽商的黄金时期。营商人数之多范围之广资本之雄厚，皆居当时各商人集团前列。据方志记载，“农十之三，贾七焉”，商贾“以货殖为恒产”，甚至说“田少民稠，商贾十之九”。徽人汪道昆也说，“业贾者什七八”。这里农商比例虽未能具体确定，但由此我们可以略知营商人数之多。明代小说中把商贾说成是徽州的“第一等生业”。有的商人，行商、坐贾、牙行兼备。大体来说，歙县多盐商，休宁多典当，婺源木茶业，长江流域是徽商的主要活动区域，沿江各地有“无徽不成镇”之谚语。其次吴越、楚、蜀、粤、燕、齐之郊，或边陲海岛也都留下了徽商的足迹。到了清代，有的盐商更是富比王侯。从康熙至嘉庆年间，居室富豪比比皆是，有名的如陈光祖、程之韺、黄光德、程可正、程谦六、吴鼎和、黄源德、江广达（春）、程俭德、洪箴远、汪必相、陈恒升、黄仁德等。许承尧撰写的《歙县志》记载：“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名姓代兴，如江村之江，丰溪塘之吴，谭渡之黄，岑山之程，稠墅潜口之汪，付溪之徐，郑村之郑，唐模之许、雄村之曹、上丰之宋、棠樾之鲍，蓝田之叶，皆是也”，歙县控制两淮盐业的吴、黄、程、洪等正是其中的代表。所谓“总商”，是“推择淮商之干敏者，以承有司之事者”，“凡盐事之消长赢缩，以逮公私百役，巨细无不当问”，他是与盐政衙门打交道的盐业界代表，同时也是盐业界内部的调解人和管事人。在明代称之为盐筴祭酒、贾人祭酒、贾人正则。担任这个职务的人，有更多机会结交王公大臣，甚至交通天子，因而也容易得到朝廷的封赏。例如乾隆嘉庆年间，歙县棠樾鲍志道担任两淮总商二十年，为大清王朝极尽犬马之劳，在盐税征收和发动盐商捐输军需、赈济、河工等方面，深得朝廷器重。从乾隆五十五年至嘉庆六年（1790-1801）的十一年间，朝廷先后敕封他“文林郎内阁中书”“候选道”“直奉大夫内阁侍读”“朝议大夫掌山西道监察御史”等六个官衔。又如歙县郑鉴元，他和鲍志道同时在扬州“总司差事十余年，诰授通议大夫候选道。乾隆五十五年入京祝万寿，加一级，召预千叟宴，赐御制诗及粟帛。又，输军饷一万两以上，议叙加五级，覃恩诰封中宪大夫，刑部山东司员外郎”。这个盐商不仅取得了官爵，而且得到了乾隆的隆遇。

　　读书登第，也是徽商孜孜以求的求官之途扬州祭祖宗族祠堂。他们“处者以学，行者以商”，往往商而兼士、士而兼商，行商取厚利，读书求名高，双管齐下。《知不足斋丛书》的编刊者鲍廷博侨寓杭州，力购前人书，成为名噪一时的大藏书家，乾隆时诏开四库馆，采访天下遗书，鲍廷博集家所藏六百余种进呈朝廷，因所献之书多系珍本，深得皇帝欢心，诏还原书，而且在原书题诗以赠，后又御赐图书、锦缎，褒奖甚隆。《知不足斋丛书》刊行后，嘉庆皇帝下诏加以旌表，特恩赏他举人学衔，他一生所谓“勤学耽吟”，以雅致自娱，晚年作夕阳诗甚工，版本学造诣颇深，为世所盛传。他虽未能晋身仕途，但享有的特权和声望却远非一般缙绅官僚可比。还有的即使弃儒从商，但一旦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又重操儒业，以求向缙绅转化。明清时期，徽州出了一大批朝廷显宦，这些出任中央与地方的官僚中，绝大部分是徽商子弟。他们的乡土宗族观念很强，“凡有关乡闾桑梓者，无不图谋筹划，务获万全”。他们在施政和建言中，极力保护商人利益，充当他们的代言人。此外，徽商即使自己不能跻身于缙绅官僚之列，也可通过结交当道权贵，为自己求得庇护，同样可以享有特权。徽商还将触角伸向皇宫，有的进而太监，以为其用。歙商方伦就曾保送一奇童进宫，当上了太监，此人后来成为他在内廷的靠山。不过这比起盐商江春（江广达）来，又是小巫见大巫了。江春侨居扬州期间，乾隆六次下江南，他接待殷勤有加，封他为两淮总商达五十年，“每遇灾赈、河工、军需，百万之费指顾立办”，又曾捕获在逃江淮的金册要犯太监张凤。乾隆三十一年，特加布政使。

　　徽商与封建官僚政治互相依托，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官僚资本政治体系，财富名义上是个人的，但只要国家需要随时可以向巨商富贾征收，而资本集团为取得商业资本和政治势力的双重庇护，又不得不殷勤侍奉皇室主子的懿旨扬州祭祖宗族祠堂。而一旦获得官方认可，又可将其势力范围渗透到地方政权，甚至伸向国家政权中枢，这是他们商业活动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近代晚清以来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发迹、成长、权倾一时即可以说明一切。徽商缙绅化，充分体现出中国封建社会所独有的商业资本运作规律，这一点无论在唐宋以至明清以来的所有经济运行中都显露的淋漓尽致。（本文主要根据叶显恩所著《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摘编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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